何毅琦

马加爵案件的现在由于网络的发达，在整个中国传的沸沸扬扬。在全国人民惊讶于马加爵的残忍和狡猾时，在马加爵被捕之后，发生了很多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值得我们法律界人士去思考

一、关于马加爵的家信被媒体曝光的事件

马加爵被捕后，许多网站和报社、电视台、电台等众多媒体，纷纷用图片新闻的形式，报道了马加爵写给家人的四页家信。抛开这四页家信的内容不说，当一名犯罪嫌疑人，未经法院审判之前，他的通信权是否受法律保护，在这值得我们来讨论一番。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四十七条明确规定：罪犯在服刑期间可以与他人通信，但是来往信件应当经过监狱检查。被依法判处有罪的罪犯尚有受限制的通信权，且只有监狱才能予以检查，那么，为什么还没有被定罪量刑的马加爵一封普通的家信，就可以被公开于世，并冠以“喻世教人”的美名。我们学法律或是对法律感兴趣的，我们考虑一个问题，要抛开情和理，法律至上。关从法这个角度出发，媒体公开这封信件，到底违不违法，有没有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和通信权。至少我认为，媒体这样做，是不恰当的。

二、关于马加爵父亲被媒体采访并公然被曝光的事件

马加爵被定为云南大学重大杀人案首位嫌疑犯后，媒体不但对马加爵本身非常关注，同时，对马加爵的家人，也投以关注的目光。特别是电视台，本身是以直观、形象来赢取观众的眼球，但是以前电视台在曝光这类案件的时候，考虑到犯罪嫌疑人和其家属的隐私，对他们的面目，往往加以马赛克予以掩盖，然而，在马加爵案件中，我发现，电视台对马加爵父亲的采访，是公然的，不加任何掩饰的哪怕是一点点的马赛克，这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马加爵父亲现在去县城买点菜，别人都不叫他名字，都是指着他，然后说：看，这就是杀人犯马加爵的父亲。他已经成为一个名人，只不过这个名，太过于沉重，太过于让人悲哀。难道媒体的新闻舆论监督，可以到达这样不尊重他人，不尊重公民隐私权的地步了吗？马加爵的父亲不懂法律，被他人侵权也不知道，甚至知道了也可能不会去用法律手段去保护，我们法律界人士又将如何看待这一事件？

我个人认为，马加爵估然罪大恶极，应予严惩，但这次事件中，媒体对社会大众的导向至少是片面的，没有和司法机关起到一个互相监督，互相促进的作用。河南省某市公安局长张金柱恶性交通肇事案，张金柱被判处死刑时的哀叹：据说张金柱曾说过一句话：“媒体置我于死地。”张金柱遭到媒体大肆煽情的报导，引至群情激愤，社会不容，所以，张金柱不得不死。此案刚好赶在河南大河报创刊,为了吸引读者,大河报不遗余力的报道,现在大河报已经是河南发行量最大的报纸。因此，张金柱是不应该被判处死刑的，我以前这么认为，现在也这样认为，媒体，你应该摆正自己的位置，为我们国家司法公正出份力。

三、关于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问题

马加爵特大杀人案被侦破后，全国人民大多鼓掌欢迎，认为其罪有应得。这是由于广大媒体对马加爵都进行了大量负面的报道，认为其天生是一个杀人恶魔，心理变态，不杀不足以平民愤。但也有法律界和医学界人士认为，马加爵到底是不是天生就喜欢杀人，他在杀人时，精神方面是不是与常人不同，换句话说，是否有精神病？还有，马加爵如果在这段时间中，有重特大立功表现怎么办？根据我国刑法第十八条和第六十八条的规定，精神病人和重特大立功表现的犯罪分子，是分别应该被免除刑事处罚或可以减轻处罚、免除处罚的。但是这么罪大恶极的一个犯罪分子，免除刑事处罚或甚至是减轻处罚也就是不判处死刑，能够向全国人民交待吗？

这里就有个我们法律当中的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就是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的问题，到底是程序正义重要，还是实体正义重要。如果我们坚持实体正义重要，则上述情况即使发生，那也很清楚，马加爵杀害四名在校大学生，罪大恶极，应予严惩，要被判处死刑，即使有精神病，也应当从程序上就予以扼杀。但如果坚持程序正义，就应当按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的程序办，对马加爵免除刑事处罚或减轻处罚。

在国外，程序一向是大于实体，著名的辛普森杀妻案就是这样，对他审判时，全美万人空巷，人人都知道他杀了他的妻子，但由于证据不充分，最终陪审团就没有认定辛普森有罪。在这里，程序正义得到了最大的体现，而我国，实体却一向大于程序，法院重实体轻程序已是公开的秘密。可喜的是，最高院最近下了一系列程序方面的规则和司法解释，大众比较关注的是《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其中最浅显的一点，就是案件的相关证据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不向审理法院提供，将丧失其做为证据的证明效力，这证明在我国，程序正义正慢慢提升到和实体正义同一个高度。

把话题拉到马加爵案，如果真的发生上述的情况，即马加爵被认定犯有精神病或有重特大立功表现，是否还应该被判处死刑。我想，答案已经不用我来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