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松青

我这里有个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的几个数字：1995年，我国农村种植业亩均可获得340多元的现金收入：到了2000年，亩均只能获得161元，下降了一半以上。如果农民以土地收入为主，那么在那些占全国三分之一的农村，人均土地不足一亩的地方，实际上一个人一年的收入就只有100多元，这还没有把劳动力的投入成本计算在内。

农民在他们有限的土地里实在掘不出什么有值钱的东西来，更何况，加入WTO以后，大量质优价廉的农副产品正在国门外虎视眈眈。怎么办？农民兄弟的出路只有一条：到沿海发达地区打工。这其实是一条很好的路子，双赢的，对用人单位和农民工都有好处。搞市场经济，这也是必由之路，农民工作为一种我国现阶段主要的劳动力资源，本身就应该由市场来配置。

维护市场的有序和公平是政府的责任，也是对法律的基本要求，但我们这么多年来对金融市场和其他市场的建设管理重视有加，却忽略了一个庞大的劳动力市场。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劳动力市场中强势群体淹没了弱势群体的声音，给人的感觉是琐呐、锣鼓喧天，歌舞升平。近年来，民工跳楼自杀、为追薪杀害雇主的事件层出不穷，人们开始感觉到了这里头有不和谐的声音，有值得我们重视的现象，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欠薪。

直到今天，在农民工这个弱势群体里发出的声音仍然是微弱的。不久前还在公布一个有关民营企业的调查报告，说为富不仁者为极少数，天晓得这份调查报告是谁委托调查的，调查对象又是谁确定的。对一些整天沉湎于声色犬马的所谓“企业家”而言，他们在晚上对三陪小姐一掷千金，在白天对民工斤斤计较，不知这算不算是为富不仁？换个角度看，用他们的话说，也许这也是希望工程、扶贫举措（因为三陪大多来自农村）。最近媒体又在叫嚣：在民营企业家连遭暗算的今天，要为民营企业家打造保险箱。这不由得使我想到了格列佛游记里的金喇叭，富人只有少数，但拥有金喇叭，穷人没有，但国王在决策时是根据喇叭的声音大小来作决定的。

前两年我省金华发生了一起因追薪引发的刑事案件：一位打工仔因讨不到工钱一怒之下一把火烧了雇主的厂房，并殃及邻居。我们的主流媒体就一味地谴责打工仔，但却忽略了案件背后的原因！

美国学者马洛斯把人们的理性行为分为三个层次：生存理性、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并认为只有在生存理性得到充分表现和发展的基础上，人们才能进一步产生经济理性以及社会理性的选择。孔子早就说过“仓廪实而知礼节”。在连最基本的温饱都无法维持，又如何要求他们遵守良好的道德规范呢？只有满足了较低层次的需求，较高层次的需求才会产生。生存伦理不仅是农民的行动逻辑，而且也是他们对统治者作出政治和道德评价的原则。在农业人口占70%的中国，不关心农民的政府就是不合格的政府。

其实，农民是最容易满足的，他们对于负担的轻重或对于剥削的认定，农民的检验标准通常不是许多经济学家所认定的“被拿走了多少”，而是自己还“剩下多少”，是否足以维持家庭的生存。所以历史上旱涝之年，君主哪怕是夺走农民维持生存的唯一的一筐米，也往往会遭致农民揭竿而起。据一位在江西办过工厂的朋友介绍：江西民工素质很好，只要你每个月按时给他们发工资，他们就很卖命，很肯吃苦，不会跟你讨价还价，但如果你要是欠薪，那你就没办法在那里呆下去。这岂止是江西民工的文化，其他民工何尝不是如此？

大部分民工在遭到不公正待遇时，所采取的方式都是消极的，往往是默默的离去。只有走到生存的边缘才会采取激烈的对抗方式。谁愿意为区区的几百元干掉雇主，自己不也冒被枪毙的风险吗？谁愿意爬上几十米高的楼顶，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这些举动都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人只有被逼到绝境才会出此下策呀！

跳楼的多了，有人说要成立自杀干预中心。这人力物力哪来，大多民工跳楼事件，都会惊动警方，然后出动大批警察、消防人员，实施交通管制，动用消防器材……，这些支出不都是用的纳税人的钱吗？王二麻子欠薪，不光让民工给他无偿打工，还让警察和政府也为他无偿打工。这公平吗？这与偷盗国库有何区别？更为甚者，因为他的行为还导致了交通堵塞、社会公众的恐慌等等一系列的不良后果，这不是对社会、对人民的犯罪那又是什么？所以我建议对欠薪引发不良后果的，要给雇主治罪，处以刑罚！

还有，对欠薪引发的凶杀案件要规定不上死刑，光这一条，就足够威慑欠薪者了。我们的主流媒体不是在高呼取消死刑吗？现行刑法对处死刑的标准必须是罪大恶极，民愤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者。我看杀了农民工才不足以平民愤，我们为什么不从这里开始探索性的尝试呢？法律是为弱者创设的，因为对强者而言不需要法律。法律应该适当向弱者倾斜。

最近有报道说在我国成功的中上层人士中，多数来自农村县城，在北大任教的57名院士，来自小城或乡村的占40名。我们的社会不能保障公民竞争起点的公平，但无论如何得保障竞争过程的公平。只要给农民以公平的竞争机会，我相信，他们的创造力绝不亚于养尊处优的公子哥们。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唯一动力。听到这么一个故事，一个雨天晚上，一位先生开车去医院看病人，路上差点撞倒一个七八岁的男孩，那男孩捡起地上已经脏了的馒头。后来在医院病房里遇到了这位孩子，他爸爸因为工伤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等着孩子买晚餐。掏出了两只脏馒头，爸爸也只是摸了摸孩子的头，孩子依偎在爸爸的身上，没有抽泣声，默默无语……。听了这个故事，我想的是一个问题，假如这位男孩智商可比爱迪生或者富兰克林，那么我们的社会有没有给他提供发展的机会？或者说他会不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变成拉丹式的人物？

由此及彼，我想到了“9.11”，在这一天，美国世贸中心3000余人遇难的同时，世界不发达地区有远远超过3000的儿童死于贫困下的饥饿和疾病，但没有人为他们点上蜡烛，没有人为他们献上鲜花，更没有人为他们组成国际战争同盟。没收了我们视线的现代传媒甚至使我们根本不知道有这种死亡的存在，这难道不也是一种暴力和恐怖？

就在我们谴责为富不仁的美国的同时，类似的为富不仁就在我们身边演绎吗？所以我要为农民兄弟喊一声，尽管我的声音很微弱。读不懂农民就读不懂中国，善待农民工就是善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