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个《捉奸事务所》如何

童松青

一部法律，可以成就一批人，也可以毁掉一批人。君不见，《行政诉讼法》不仅使政府多了一批法制公务员，而且还使不少百姓受益；一部《担保法》出台，由于规定担保的法定期限只有6个月，自然迫使银行跟客户打官司，导致了一批企业倒闭，律师也因此赚了不少钱。这部法律对于立法者来说，其消除泡沫经济的作用有如此之大，恐怕是始料未及的。据说，目前正在修订的《婚姻法》当中规定了过错赔偿制，意思是一旦有第三者插足，受害配偶就可要求经济赔偿。这真是一个值得炒作的好题材。窃以为可以早早地把“捉奸事务所”给办起来，绝对会是一只“潜力股”。

    如果法律规定夫妻一方有外遇，另一方就可以获得赔偿，那么如何来证明配偶有外遇，可就不是件容易的事了。而且这事还非得自己办不可，警察是不可能为你捉奸的，否则就成了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法官也不可能为你捉奸，因为民诉法早就定下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你拿不出证据，法官就判你举证不能，驳回你的诉讼请求。而自己办这个事，往往力不从心，说不准哪天奸是捉到了，到头来还挨一顿打，岂非投鼠忌器？如果法律上赋予夫妻间有捉奸的权利，那么当然这个权利也可以授予他人来行使了，于是捉奸的中介机构就这么应运而生了。而且“捉奸事务所”还可以搞得非常专业，如聘用侦查员并进行强化培训，购置红外线摄像机，甚至还可与宾馆、饭店搞网络化管理，与出租车司机、“踏儿哥”联手，一有风吹草动、蛛丝马迹，马上纳入监控。“捉奸事务所”只要办出点名堂来，我看一定会生意兴隆、财源广进。果真如此，那么其结果就是几家欢喜几家愁了。那些在婚姻之外寻找爱情伊甸园的男男女女们，一旦沉湎于缠绵的廊桥遗梦中，“捉奸事务所”将会给他们当头棒喝，让他们从鸳鸯蝴蝶梦中惊醒。

    有人会说，捉奸是不允许的，公民都有隐私权，就像报道里说的那样，郑州的孙某正在以侵犯自己的合法权益控告捉奸者。即然如此，那么请问作为配偶的另一方的知情权又在哪里呢？一个要隐私，一个知情，这不是一对矛盾吗？这个矛盾怎么解决，让法律来作个明确的规定。---婚前性行为要隐私，婚外性行为要知情？我看，哪怕法律这么规定下来，人家两口子也不一定会买你这个帐，要知情还是隐私，那是个人私事，法官何必管得这么宽。再说，婚前性行为是道德的范畴，婚外性行为就是法律的范畴，难道道德与法律的界限就这么简单？

    自古以来，婚外性行为都是在社会客观存在的，上至帝王，下至布衣。古代皇上的这一行为被称作游龙戏凤；文人墨客的这一行为被称为寻花问柳；布衣的则被叫作鸡鸣狗盗。人们对这种行为的看法也是由贬到适当宽容，始称“轧姘头”，后称“通奸”；再往后就是中性词—“外遇”、“第三者插足”，甚至还出现了褒义词和诗一般美丽的语言，叫“情人”、“红杏出墙”等等。这一自古就存在的行为到了现代文明社会，倒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对象。我们再回过头来看新刑法，对盗窃罪已取消了死刑，而对于性犯罪还在关于死刑的规定，难道入室行窃十次的危害结果不比鸡鸣狗盗十次严重？再看刑法第359条的介绍卖淫罪，3人或3次以上，起点刑就是5年。再来比较一下刑法第293条寻衅滋事罪，为害一方穷凶极恶的地痞流氓作恶无数次，也不过处5年刑。而对婚外性行为用重典，倒真让人困惑了：难道现代人真的是性爱错乱、道德沦丧、无以复加了吗？

     对刑法的修订，本人没有机会参与讨论，现在有幸参与《婚姻法》修订的民间讨论，就急于一吐为快。嫖娼卖淫当然要治，重婚也要治，这是不容置疑的，但对于外遇，情况就复杂了，它的形成恐怕就不是单方的原因了。谁有外遇就是谁的过错，根据我们的办案经验，这个判断是错误的，这事恐怕不是法律能管得了的